都说宋代的商业最繁荣，那么宋代商业繁荣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①农业：新技术——水田农具改进，农业耕作技术成熟及稻麦轮作的推广
新土地——人口压力促进耕地大量开垦：圩田、沙田、梯田
粮食作物——水稻成为全国粮食作物的首位
地域——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粮仓
经济作物——南方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普遍 桑蚕业中心也由北方移到南方
②手工业：
纺织——杭州、苏州、成都设有官办丝织作坊；江浙出现私人作坊—“机户”；棉花种植从海南、闽广传播到江南；海南发展出较为先进的纺织工具
制瓷——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
造船——东南沿海的造船业发达，造船技术世界领先
③商业：“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对外贸易发展
⑵概况：南宋时，从海路前来通商国家有50多个；广州、明州、泉州是三大外贸港：官府在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贸易事务，征收商税；使舶司所在港口，还设有专供外国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货交易的“番市”；由于贸易商品以香料、丝织品和瓷器为大宗，人们把宋代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香料之路”。它以泉州为起点，可通往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乃至东北非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宋朝的首都开封和南宋的行在临安。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
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南宋定行在临安，全盛时期临安的人口也达百万，取代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商品种类增多，各种类型的集市出现。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变成了商品。
北宋时商品种类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装，还注意为自己的商品作广告。南宋时流行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说明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公元960年建立宋朝时，未靠武力，而是和平禅让，将五代时后周的柴氏王朝，和平过渡为赵氏的宋朝。宋太祖接受唐朝武将节度使操纵国运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参与朝政的机会，实行文官统治。对外也少用武力，而以钱物捐助北方游牧民族，换得珍贵的百年和平。
宋太祖采取抑武扬文、君臣共治，提高知识分子地位与责任感。因此，给后人印象似是国运不济，国力孱弱。先忍让于辽、金，后又退守江南称南宋，再100多年后又亡于蒙古族的元朝。
其实，宋代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宋朝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领先的国家。汉朝虽比宋朝长了几十年，但穷兵黩武，经济文化的发展皆受到影响，比起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帝国，经济、文化皆大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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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商业的繁荣有以下几个表现：首先，城市商业繁荣。城市突破了市坊的界限。长安城内市和坊的界限十分分明，市是繁华的商业区，坊是普通的居民区，长安城内的街道整齐好像棋盘，又像菜畦。街道两旁有浓密的树木，道路下面有排水沟。街道上有熙熙嚷嚷的人们，还有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商人、留学生、使节。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临安城在商业繁荣呈上来讲，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形成了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宋代的商业繁荣不但体现在城市，而且表现在农村市场。在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窜巷，活跃了农村市场，丰富了农民的生活，与此同时，宋代还出现了四大商业名镇。商业的繁荣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形成了草市——市镇——城市的市场网络体系。再次在货币领域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最后，两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甚至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北宋的时候，西夏占据了河西地区。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宋代对外贸易的重心不得不从路上转移到了海上。到了南宋时期，割据东南半壁，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依赖海外贸易。
政治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经济的集中反映。宋代的科举制度是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朝代。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商业繁荣导致了商人数量的增加和经商阶层的增多，甚至出现了“全民皆商”的景象，反映到了政治制度上，统治阶级放宽了对于商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反映了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从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两宋时期商业的发展与繁荣状况。
文化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城市里面出现了热闹的瓦子。所谓的瓦子也就是来的时候瓦合，去的时候瓦解。瓦子的出现也可以反映出来宋代商业的繁荣成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宋代以前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领域，到了宋代，商业活动已经由物质生活领域扩展到了精神生活领域。
宋代的商业
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②，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达8.2万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66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万多贯，湖州为3.9万多贯，秀州2.7万多贯，常州2.6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2.5万多贯，以及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1.6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00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00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万多贯。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1.5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为4.8万多贯、绵州（今绵阳）为5.4万多贯、彭州（今彭县）超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1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陆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6000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000多贯，而海上贸易较发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1.9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陆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首都、扬州首府建康②《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商税额也有4.l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6.78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税额只有1.7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万多贯；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000多贯，而路内交通发达的鄂州城为1.4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万多贯；夔州路首府夔州为2.1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1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①。鄂州已发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11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首府。商业发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佑二年（1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场贸易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淳化二年（991），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咸平五年（100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①。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①。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①《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5、16、17的商税税额。
①《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①；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1026），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②，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1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①。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116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1）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佑二年（1087）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佑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111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111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①，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首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首、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①，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适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①“行首”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1073），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②《宋史·食货志》下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102，天圣四年二月庚午；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8；南宋榷场贸易情况见食货38之34至44。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3、6、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佑二年三月乙丑。①《宋史·食货志》下八。
或“官为雇人代役”②。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在元佑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①。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
宋代南方经济已经相当繁荣。表现在：
农业方面——耕田垦辟范围的扩大，出现了圩田；水稻成为了南方第一位的粮食作物，并引入了占城稻，太湖流域的稻米产量已占全国首位（苏湖熟，天下足）；棉花的种植已扩展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茶叶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
手工业方面——两浙丝织产品跃居全国首位；在江浙出现了私人作坊的“机户”；海南岛有了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棉纺织业的兴起，在我国手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制瓷业也很发达，江西的景德镇窑成为瓷业中心(瓷都)；造船技术也居于世界前列。
商业方面——北宋时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纸币发行量很大。
宋代商业繁荣，
南方尤为发达。
开封杭州最大，
都城临安最忙。
大店小铺林立，
货郎走街串巷。
买卖昼夜不绝，
还有国外客商。
早市夜市俱全，
商品满目琳琅。
海外贸易超前代，
广州泉州大商港。
港口设立市舶司，
外贸收入多又强。
携带铁钱不方便，
交子产生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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