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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曾国藩:居安思危常怀戒惧之心,畏惧谨慎常思修身养德

2024-05-17来源:编辑
曾国藩和曾国荃虽为同胞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却非常之大。曾国藩自谦、居安思危,曾国荃却爱耍官气、摆架子。

曾国荃军功在身,深受朝廷器重,屡受朝廷封赏、加官,这也是曾国荃爱摆架子的原因。

曾国藩深知弟弟这些毛病,所以经常写信劝告弟弟,一定要谨慎小心,时刻反省自己。

1861年,曾国荃与多隆阿、鲍超等打败太平军援军,因功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赐黄马褂,旋又以“追殄余贼”,赐号伟勇巴图鲁。

当年11月,朝廷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

自清朝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成了清朝以来汉族官僚获得权力最大的人。

1862年,曾国荃实受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曾家两兄弟一时风光无限。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

他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在他看来,身处高位、声名显赫的人,自古以来能善始善终的人很少,为了能保住晚节,一定要适当地退让少许权位。

可见,曾国藩头脑非常清醒,居安思危,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审时韬晦。

曾国荃自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回湖南招兵后,便一去不返。曾国藩多次催促他尽早回军增援上海,不过居功摆架子的曾国荃赖在家中一直迟迟不动,并拒绝带兵增援上海。

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写信给曾国荃。

在信中曾国藩再次叮嘱曾国荃只身坐轻舟提前先来,最好是日夜兼程来营,以便来营后筹商一切,不过曾国荃直到正月廿八才动身返回。

这边曾国荃一拖再拖,优哉游哉,那边曾国藩为一家之内,接连受到朝廷的恩宠,占据高位,觉得心中有愧,惶恐不安,发誓要“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可见,两个人的秉性着实不同,为人处世的方式也很不相同。

正所谓“龙生九子各不同”,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真是很好地诠释这句话的典型实例。

1863年春,曾国藩亲自到雨花台视察军队,看到“围屯坚定”,决定放弃退军的想法。曾国荃被提拔为浙江巡抚,仍统制前敌各军,规围南京。

曾国荃与杨岳斌、彭玉麟等统筹形势,合水陆各军激战多日,控制九洑洲江面,继而先后攻陷上方桥、江东桥以及南京外围中和桥、双桥门、七瓮桥、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秣陵关、博望镇等要地。

在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的信中,曾国藩曾劝九弟曾国荃:“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亦是一妙”。

后来,曾国荃改任浙江巡抚,所以曾国藩又嘱咐曾国荃:“已换署新衔,则不必再行辞谢。”

对于曾国藩来说,当官的人最应该畏惧谨慎。首先是以方寸为严师。其次是左右熟悉的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以及部下营哨这些人。再次是畏惧文人的议论。

正因为有所畏惧,谨慎小心,时时战战兢兢,不断反省检查自己,所以曾国藩才能长盛不衰,久立不败之地。

04 注重提拔,保举人才

曾国藩把保举人才比喻为对禾稼的灌溉。针对当时社会官官相卫、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的弊病,他很注意保举人才。

在日常公务中,如果发现了可造之才,他总会将其破格提拔,并向朝廷推荐。

不过,曾国藩对官场贿赂公行、滥用保举的风气是十分反感的,认为这是导致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认为保举不能太滥,要经常反省自己。“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谨慎的人,他的一生都不忘以此来修身养德。尤其是在位高权重之时,还能谨慎行事,让曾国藩得以避过很多权臣盛极而衰的悲惨结局,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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